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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驴于河斋

落日嘉陵渡,西风蓟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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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 见莽原幻出山川, 见沧海化作桑田, 见麒麟毙于乡愚。 又见英雄老去, 终归于尘埃。 然而,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下太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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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66  

2012-03-16 08:12: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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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已经是1926年的仲夏了。
  就在这一年的7月,在遥远的南海之滨,一群年轻人高唱着“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冒着酷暑,开始向北踏上伟大的征程。那是一曲英雄时代的史诗,是沉睡的狮子醒来时的咆哮。
  这场由南至北纵跨中原大地的远征,在近代史上被称为“北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北伐,但只有这一次,是永远不用加上什么“元嘉”、“绍兴”、“开禧”这样的年号,或是“祖狄”、“刘裕”、“吴明彻”之类的人名做前缀的。
  因为这次“北伐”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史上的任何一次“北伐”,以至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将她清楚地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而无需额外加以说明。
  于是,从那时起,新时代的曙光,渐渐开始从地平线上冒出,黑暗时代终于一步步离我们远去。这时上距旧帝国时代的崩溃,恰好十五个年头,而她所掀起的暴风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说业已平息。

  袁祖铭退出四川后,才发现老家贵州也不是那么好回去了。
   先前他曾委彭汉章为贵州省长,驻省城贵阳;周西成为会办,驻黔西北的赤水、仁怀、习水一带。然而省长彭汉章治军治政均无方略,所部纪律败坏,辖境怨声载 道,而且上任至今,军队实力也没有像样的发展;与此同时,周西成在黔西北却搞得红红火火。周西成所占据的地盘,原是川黔之间的重要商道,只是因为兵匪扰 攘,所以顿显萧条。因此他到防后,便大力肃清土匪,发展贸易,收入即随之大增。故而他不但有余力支持袁祖铭,还自己开办了兵工厂,办起军事学校。但随着实 力的增长,他也渐对省长职位产生了觊觎之心。
  两相比较之下,正在四川参与混战,急需贵州后援的袁祖铭对彭汉章当然不大满意,为了获得后援,且平息彭、周之间的矛盾,他遂令周西成与彭汉章对调职务——由彭去当会办,周来当省长。
   周西成于6月间方才进入贵阳接任省长职务,却不料袁祖铭也忽于当月兵败川东,走投无路之下竟打算要回老家来!对此周西成当然不乐意,于是他便力称袁祖铭 是国家大器,不应该局促贵州穷乡僻壤之间,应该出而领袖西南,进而问鼎中原——至于贵州么,交给他来经营就可以,袁祖铭向外发展所需的军费、兵员、后勤补 给等,都由他来承担。
  袁祖铭本就是个好高骛远的人,闻此一说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他便率彭汉章、王天培两部进入湘西。就如滇军历来轻视广西一 样,黔军也同样轻视湖南。湘西的洪江一带,更是被黔军视为外府,所以这回袁祖铭也不跟赵恒惕、谭延闿们打招呼,自个儿就占了湘西地盘,委任官吏,强提税 款。

  在1926年的6月里,袁祖铭还算是北洋吴佩孚的人(他手下刚丢了贵州省长职位的彭汉章,在6月25日还曾宣布就任吴佩孚委任的“黔湘边防督办”呢),可到了7、8月间,眼见北伐军连战皆捷,他就立刻换了立场。
  北伐军攻占岳州后,袁祖铭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左翼前敌总指挥职务,彭汉章就任第九军军长,王天培就任第十军军长——于是他们也变成了北伐军,于9月中旬开始进攻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据守的公安、石首一带。
   而周西成也不甘落后,他见北伐军连战皆胜,便也见风使舵,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之职——虽然也号称参加“北伐”, 可是他的军队却一直没有出过贵州。周西成的政治能力比袁祖铭和彭汉章都强一些,其部队也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掌握得比较牢,因此居然颤悠悠地坐稳了这西南 最不稳当的一把交椅。
  因为周西成是贵州桐梓人,所以他这一系统又被称之为“桐梓系”。“桐梓系”至此完全取代“兴义帮”,成为西南割据时代里贵州的末代诸侯。
而袁祖铭的好日子也终于到头了。
  北伐军第八军,是唐生智所统帅的湘军,他对黔军占据湘西 极其不满,遂要求黔军移驻鄂西。但袁祖铭历来轻视湘军,竟然置之不理。唐生智遂命其教导师师长周斓,于1927年1月31日,在常德请袁祖铭赴年宴,这自 然是一出“鸿门宴”。自大惯了的袁祖铭不疑有他,慨然赴宴,结果当场被捕杀,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参谋长朱崧、师长何厚光(就是他当年刺杀王文华的那位表 弟)。2月6日,他的心腹大将彭汉章也在汉口被捕,随即被送到长沙枪决。而另一位大将王天培,也只多活了一年多,他在1927年9月2日,被蒋校长处决于 杭州西湖畔。
  唐生智杀袁祖铭等人的理由是“勾结吴佩孚”,蒋校长杀王天培的理由则是“不听指挥导致北伐军徐州之战惨败”,这两条貌似毫不相干。可到了1931年,国民政府给王天培平反时,却闪烁其词地来了这么一句:“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
  那几年,够资格“谗言惑上”,以“莫须有”之罪诛杀一位军长的人,实在不多。
  所以坊间传言,这两起谋杀案,何应钦何总长恐怕都难逃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北伐时代,他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等要职,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又成了黄埔学生军的掌门人,以他对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等人的宿怨和手握的权力来看,这一切并非不可能。
  袁祖铭死后,他的残部一部被包围缴械,一部在李燊的率领下退往川、湘、鄂三省交界处,后被北伐军收编为第四十三军。
  而这个李燊,和周西成还没个完。

  回过头来再说四川。
  在驱袁之役中,杨森虽然东山再起,但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深知刘湘不会让他染指重庆,因此迟迟不去重庆,一心经营起下川东各县来。他又搬出当年在成都所施行的那套新政,大兴土木,提倡新风,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其总部所在的万县,经营成为四川除成、渝之外的第三大城市。
  1926年8月20日,杨森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写信的是他的熟人,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李校长打算介绍一位年轻的留法学生到他这儿来工作。
   这位留学生是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回国后又于1923年入北京的中法大学学习。此后他就一直留在北 京,积极组织和参与学生运动——所以极其反动的奉系军阀,近来渐渐盯上了他,他在北京处境危险——危险到什么地步,只要看看当年北京城里两位颇有影响力的 大记者之卒日就知道了: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1926年8月6日。这都是被奉系军阀胡乱扣上一顶“红帽子”,便给草菅人命了,更何况他 本来就戴着“红帽子”呢!
  因此他的导师李大钊便建议他回老家四川去开辟新天地,还请自己的老朋友,时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给他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找杨森——但李大钊自己却没有离开,以至于在次年4月28日,与其他二十余位戴“红帽子”的朋友,被奉系军阀杀害。
  可巧杨森的秘书,就是人家要帮他征女友,以至于闹出“威古龙丸”事件的喻正衡——他也是个留法生,和乐至人还是同学。于是杨森就把乐至人留在司令部工作,给喻正衡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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