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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驴于河斋

落日嘉陵渡,西风蓟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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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 见莽原幻出山川, 见沧海化作桑田, 见麒麟毙于乡愚。 又见英雄老去, 终归于尘埃。 然而,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下太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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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28  

2010-07-06 07:47: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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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对四川的特殊“关爱”,当然不会是偶然。

云南地方势力对于川、黔的吞并企图,正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缘战略关系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在地理上看,西南三省之滇、黔两省,因同属云贵高原,自清初以来便一直被划为一域,由常驻昆明的云贵总督管辖——这就使得云南对贵州有一种由来已久的颐气指使习惯。

而贵州正好反过来,他们因为在过去给云南当惯了小老弟,所以直到民国初年,大多数贵州人仍然能够在历史惯性的驱使下,接受继续给云南当尾巴的命运。

然而四川就不同了。它历来自成一体,与云贵不是一家,在前清时代另设有四川总督管辖。

四川与滇、黔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提携上。滇、黔因地属高原,道路崎岖,开发也比较晚,因此产业落后,素称贫瘠。而四川则得天独厚,自古以来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三省之中独称富庶。

有清一朝,四川简直就是整个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济滇、黔,甚至还要支付帝国军队在康、藏、甘、青等地区浩大的军费开支,输款向例是:每年输西藏银一百万两,云南五十万两,贵州四十万两,连甘肃、青海还要各输三十万两。

到清末编练新军,四川的经济地位更显重要:如云南编练新军第十九镇,每年就需要四川“协饷”拨款白银八十万两;而贵州呢,她每年的财政收入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万两,但其中含四川盐税协款三十万两,代征包厘、抵税各十万两,赔款加价二十万两,缉私经费八万两。也就是说,贵州每年仰给四川之数共计七十八万两,其本省自征的丁粮、杂税才不过二十余万,百货厘金也不过二十余万,自给之数仅不过三分之一。

由此可见,滇、黔两省实不可一日无四川,而四川人也就理所当然地以西南领袖自居起来。

 

然而辛亥之后,世道就全变了。

云南、贵州都迅速完成了省内军政的独立和统一,而四川却因为成渝之争,尹胡之争,新旧川军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一系列内外纷争,在后辛亥时代的初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输在了起跑线上,最终沦为任滇、黔宰割的羔羊。

但显而易见,一向高傲的四川耗子们,是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的,所以就有了“川人治川”、“争省格”这些提法。

就辛亥初年的情形而言,滇、黔虽然都号称“独立”,但这两个刚刚从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省份,在经济上却根本没有可资独立的基础。而四川呢,她虽有可供“独立”的经济基础,却又因为自身在崛起道路上的迷途,而屡屡受到滇、黔两省强大军事力量的牵制,因而也一直不能形成真正的“独立”。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困惑与迷惘。

树起一面新时代的旗号,撵走一群旧时代的总督、巡抚,建立一个“独立”的军政府,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够独立自给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套相应的军事政治体制,进而发展出相应的新式伦理道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那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对这一系列革命和独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经手实务的朝廷地方大员们,说出了几句明白话。如贵州的袁义保就说:“革命运动可赞同,贵州财政无办法。”巡抚沈瑜庆也说:“假我一月,至少为贵州攫取川款五十万。今若此,立见陷于穷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有这许多闲暇工夫去等待呢?

于是从一开始起,贫瘠的土地就让那些充满理想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将美好的憧憬放在一边,并变得格外的现实和庸俗,他们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歧途。

这个不独立的经济基础,终于决定了滇、黔两省上层建筑的战略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进行对外扩张。

而辛亥后贵州军政系统的弱势,和云贵总督常驻昆明的历史传统,也使得相对强势的云南成为了扩张战争中的主角——这就是接下来滇军的侵黔与侵川。

侵黔是为了恢复云贵总督时代的行政区划,实现传统云贵区域的统一,而侵川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为争夺经济命脉,实现财政自给而进行的战争。

显而易见,这样的战争绝非义战。

然而在初起时,理想的伟大掩盖了手段的卑劣。驱逐鞑虏的口号,反对帝制的义旗,赢得了天下人心——人民渴盼着大英雄们的承诺变成现实,哪怕是用自己的泪水或鲜血来换取。于是他们原谅了这些年轻军人的莽撞。

然而终于有一天,满洲征服者被推翻了,洪宪皇帝也被推翻了,可那些先前领导大家起而革命的大英雄自己,却变成了军阀!他们野心勃勃,蛮横专断,骄奢淫逸,视生民如草芥,比异族的征服者,比专制时代的皇帝还要不堪!

大英雄们渐渐忘怀了一个事实:人民对他们的支持不是无原则的!当他们蜕变为军阀的那一天,他们就变成了离开大地母亲的泰坦,从此堕落为凡人,甚至是恶棍。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当那些曾经的英雄人心散乱,开始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各牟其利时,唐继尧再想要驱策他们为一己之私利卖命,就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那些驻屯邻省的滇军,很快就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带兵的将领常年在外独挡一面,逐渐滋长了骄傲与野心,在军政问题上,在个体利益上,他们与远在云南的唐继尧不断地产生分歧乃至于争执。他们不再像先前那么听话,对名利孜孜以求,甚至还对唐继尧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恶念头;

再一方面,随着防区的扩大,滇军不得不扩充编制以应付到处发生的战争。但过多新兵的急速加入,却导致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低下。这又迫使唐继尧进一步扩军,企图以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质量上的劣势。因扩军而导致的经济压力,反过来再驱使唐继尧到处打仗争地盘抢资源……于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这就是唐继尧的西南霸业!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一条,起初那些军人们都怀着万丈雄心,以为只要他们肯流血牺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于是他们不计报酬,不惜代价,甚至不怕牺牲……

然而结果呢?同种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惨烈,胜利也越来越辉煌,可脚下这片孕育过伟大文明的土地也给战乱糟蹋得越来越不像样子。

军人们苦战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却丝毫没有看见曙光的迹象。他们终于变得迷惘了,既然进不能手援天下,那就退而独善其身吧!

就在这时,那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恶的魔鬼——鸦片,又一次出场了。

但这次它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变化。

 

在早期滇军出征时,由于云南财政拮据,部队为了筹措军饷,便往往随军携带一些云南土产的鸦片沿途贩卖——就像如今的烟草一样,当年的“云土”也是云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满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种种其他伟大口号的鼓动下,军人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大烟贩子并无两样,但他们毕竟有更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么个坏毛病,他们总是以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总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而发动战争的题目却越来越莫名其妙。

军队扩充得太快,军饷也越来越难于筹措,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军队头头们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他们渐渐忘怀了最初那些纯洁高尚的初衷,转而却把贩卖鸦片这种不得已的牟利手段,当成了真正的人生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些家伙甚至将倒卖鸦片视为了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门道。

于是,军中越来越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一支军队从云南向外省开拔时,士兵的军饷往往都是积欠着的。长官就用这些积欠的军饷作为本钱,以三元一两的价钱大肆收购云南土产的烟土。等到这支部队来到四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了,这些云土就能为长官带来巨额的利润——比如说在邻省四川,一两烟土就至少可以卖到七元以上,其利润高达百分之一百三十三(想想看,1913年黄毓成自黔入川打熊克武时,在重庆街头公然甩卖黔土,要价才不过每两一千文,即一元左右。在短短数年之间,鸦片的售价便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足见战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需求的灾难性影响)。

在鸦片贸易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夺取贸易通道,垄断四川乃至长江流域的烟土贸易,也成了滇军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一支原本意气昂扬的军队,业已沦落为了大烟贩子,并开始尝试着用武力去保卫和推行鸦片贸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鸦片,你还能指望它继续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么?

当然不能!

一支没有了理想,丧失了战斗技能,甚至连躯体也垮掉了的军队,在这样的乱世里,除了彻底沦落为诸侯们进行封建割据的工具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可即便是当割据的工具,现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继尧却浑然不觉,仍然在做着用武力独霸西南的迷梦,于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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