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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驴于河斋

落日嘉陵渡,西风蓟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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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 见莽原幻出山川, 见沧海化作桑田, 见麒麟毙于乡愚。 又见英雄老去, 终归于尘埃。 然而,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下太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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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24  

2010-07-02 22:24: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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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12年3月15日,熊克武才带着三千多人的部队回到重庆(他沿途收编革命队伍,故而走得慢了些),此时成渝两军政府业已合并,他所部随即被编为川军第五师——而其他四个师,都属于成都的尹昌衡系统。

所以从最开始起,熊克武这个第五师就是川军中的另类,顺理成章地享受起了后娘养的待遇。尤其是在老熟人胡景伊取代尹昌衡成为川督后,更是公私兼顾地本着袁大总统削弱国民党的旨意,成日间找茬折腾——这时候就轮到熊克武穿小鞋过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受够了委屈的熊克武便立刻率第五师响应,向西进攻成都的胡景伊——国民党人的勇气可嘉,但双方这实力也确实相差得太过悬殊了。因为除了旧川军系统之外,老袁还调动了滇、黔、陕、甘、鄂五省军队入川剿办熊克武的革命军呢!

老袁当时还没有搞帝制,北洋派也还是铁板一块,对这帮惹事生非的国民党,正是名正言顺的“讨叛”,所以以卵击石的熊克武寡不敌众,只好丢下重庆城落荒而逃,和杨沧白、谢持等几个人一溜烟地跑到日本去了——他离川时身上没有路费,亏得有朋友解下一条金表链相赠,才没沦落到秦琼卖马的地步。

 

熊克武跑到日本,四下一张望,乐了!大人物们都正蹲在这儿避风头呢!

而更热闹的是,这会儿孙大炮和黄克强(黄兴,字克强)两人,正在为谁该承担反袁失败的主要责任吵架。他们是好朋友,但在革命方略上却从来不肯妥协,这正是他们这段伟大友谊的悲剧之处——黄克强批评孙大炮太过冲动,不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莽撞从事,强行起义;孙大炮则认为如果不是他黄克强消极怠工的话,二次革命本来是胜利可期的……一时间孙党、黄党纠缠不休,最后黄克强负气出走美国,这场争吵才暂时告一段落。

和孙大炮早有交情的熊克武,便带着两个土产的秀才老乡杨沧白、谢持去拜会孙大炮,顺便表示支持——要知道,在当时国民党的两大派中,留学的海龟派大多信仰孙中山;而国内的土鳖帮则普遍热爱黄克强。

和孙大炮从没见过面的谢持起初还害羞,硬说自己不要上“伟人衙门”去。熊克武软磨硬缠,说你没去过怎么知道那就是“伟人衙门”呢,真要是“伟人衙门”咱们下次不去不就结了?

就这样硬把他拖了去——但过不几天,孙大炮就把这两个落魄的四川土鳖秀才任命为秘书,这大概也是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黄派土鳖们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手段吧?

 

可接下来就讨厌了!这两位秀才秘书从此就喜欢在东京召集四川同志开会——但很是见外,总也不肯通知熊克武。

那几天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推责任,孙、黄吵架闹到要分家,这两个纸上谈兵的秀才也不肯闲着。在他们看来,四川讨袁的失败,完全就是他熊克武的责任嘛——不检讨造反时机是不是成熟,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具体负责军事的同志们身上,这倒象是“孙派”革命党的传统作风。

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处宣传熊克武出川时带了十万块钱,可就是不肯拿出来给兄弟们一同花差花差……这就让那些穷得几乎都要去当裤子的逃难同志,对熊克武先生产生了很大的意见。

更糟糕的是,杨、谢这两个土鳖秀才,居然到处说熊克武是“黄派”——这两个连夔门都没出过几回的四川土鳖,居然说堂堂的东斌海龟,率先打指模效忠中山先生的熊克武是“黄派”!

这还没完!在四川国民党人讨袁之役中,袁大总统指认熊、杨为首犯,胡景伊也就跟着说是“熊、杨之乱”,四川人民也说是“熊、杨之变”,千篇一律地熊在前而杨在后。

秀才出身的杨沧白先生闻此很是不快,说什么:“孙、黄可以成个名词,熊、杨不能成个名词,要么只能说是杨、熊。”唉,敢情这杨老师逃难途中还不忘研究研究语法,讲一番春秋正名份的大义呢!

总之,在秀才们嘴里,这个熊克武在战略眼光上有问题,战术指挥上有问题,在经济上有问题,在政治立场上还是有问题……反正浑身上下都是问题,问题多得说不完。

于是熊克武在日本呆不下去,只好跑路去南洋,杨、谢便又改口说他是“南洋派”。熊克武最终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两位秀才先生,以至于不得不参加那么多派系。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就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意气之争了。可是这帮习惯了意气之争的秀才们,才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呢!他们还打算继续争下去,直到这无谓的争吵毁掉他们的前途、事业乃至躯体——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肯闭上嘴。

 

就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前夕,南洋这帮流亡份子也嗅到了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气息,他们纷纷转道香港潜入滇境,准备与进步党人同谋讨袁——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余际唐、但懋辛这帮人都在其中——唉,要说这帮“南洋派”都是反孙份子的话,那孙大炮将来的西南半壁基业,也就可以到此打住了。

在途经香港时,“南洋派”熊克武忽然他乡遇故知,凑巧碰上了孙大炮派去四川策划起义的卢师谛、张煦这帮人。被孙大炮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的卢师谛,当时正处于极度的苦闷和麻烦中——他所带的这帮人手头拮据,在半道上便把路费花光了,因此滞留香港进退不得。到这地步,这帮穷疯了的乱党兄弟,也不管熊克武是不是什么“黄派”、“南洋派”了,也不管他是不是和组织上有什么过节了,也不管他是不是有经济问题没交待清楚了,更不管他政治板凳是不是坐对了……

总之,这帮二杆子收下了熊克武帮忙筹集的路费,结完烂帐,便兴冲冲地和原本应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南洋派”,结伴同上昆明发财去了。

由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确实存在着传说中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潜规则。

在此后护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在大义的召唤下,这帮七零八落的国民党人总算是暂时忍住了自相拆台的冲动,在那大半年中勉强做到了一致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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