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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驴于河斋

落日嘉陵渡,西风蓟城沙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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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 见莽原幻出山川, 见沧海化作桑田, 见麒麟毙于乡愚。 又见英雄老去, 终归于尘埃。 然而,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下太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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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敦煌——关于莫高窟的那些回忆 三  

2010-06-03 07:53: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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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塞切尼伯爵的中国探险之旅,使欧洲人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西北角。这些被影响的人当中,有一位便是塞切尼伯爵的匈牙利老乡,斯坦因——这个名字,在人类历史上,将永远和中亚考古联系在一起。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青少年时代,便游学于欧洲各国,二十一岁上,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剑桥、牛津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东方语言和考古学。1888年起,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教育系统任职,担任过英属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学院东方学院院长等职务。

虽然少年得志,生活安逸,但冒险家的血管里,永远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向往。作为一个东方学者,斯坦因的眼光理所当然地指向了遥远的中亚。

1900年,斯坦因终于得到足够的资助,开始了他的中亚探险之旅。在他的资助者中,有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囊中羞涩的冒险家将不得不和这些世俗的机构分享自己的所得。在探险中,斯坦因甚至常常不得不将繁琐的地理勘察放到考古探索之前。至于勘探的结果,在斯坦因看来,当然是供学术研究之用,至于更隐讳的用途,则已非他能够把握了。

那是中国随时可能被瓜分豆剖的年代。早在数十年前,热衷于此道的英国人,就已经盯上了中国新疆,曾为此派出了数批探险队,但这些探险家居然连塔里木文化到底属于哪一个文明体系都说不清楚。直到斯坦因探险,这个问题才算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在斯坦因探险中,理所当然地参杂了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因素。

然而,知识本身,并无罪恶,她依然属于全人类。

 

190019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深入中国新疆,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发现了尼雅遗址。

1906年,斯坦因再次来到中国,在远赴新疆考察。1907年初,在取得大量成果后,斯坦因走出瀚海,进入了位于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准备在这里休整一段。当然,他也想看看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过的,沙州地区的唐古特人那些很久以前的奇特信仰风俗——唐古特,就是中国史籍中的“西夏”。促使斯坦因前往敦煌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1902年,斯坦因从他的老乡,匈牙利地质勘探协会会长兼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洛克兹教授那里,听说了雄伟的敦煌“千佛洞”。这位洛克兹教授,便是当年塞切尼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他向斯坦因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三年前所见到的那些壁画和彩塑,从而激发了斯坦因前往敦煌考察的兴趣。

斯坦因能够发现瑞典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他们都于此前开始了西域探索)未能发现的瑰宝,和他与塞切尼同是匈牙利人不无关系——这,就是知识与文明的层叠意义。

这,也即是敦煌藏书的意义。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孜孜不倦地研究敦煌学了——因为那厚厚的卷牍下,埋藏着能解开无数秘密的钥匙。

 

1907316,斯坦因来到千佛洞。三四十年前,“陕甘回乱”中被烧掉的栈桥,至今没有恢复,眼前依旧是一片疮痍。洞窟的最高一层,无法攀登,只有最下层的几个大窟,洞里有精致的木制通道——不消说,那是法真道长的功德。

斯坦因面对着令人惊异的壁画和塑像,不住地懊恼自己在汉学上花的工夫太少,以至于无法读懂那些深邃的眼神。在深邃的眼神背后,是一些久已消逝的王朝,曾经辉煌的背影。

然而,斯坦因很快就从痴醉中醒来了。他想起了在敦煌城中,扎西德伯克曾对他讲过的一个传说:就在这些石窟的洞中,有人发现了一大批埋藏的古代书稿,其中有些并非由汉语写就,而是一些让人莫名奇妙的字符。后来,这些古老的文件被官府下令封存了。

它们还在哪里吗?

一个过路的僧人帮了他的忙,确切地说,那是个喇嘛。他们找到了藏经的石窟,然而道士却不在家,他出去化缘了。幸好,喇嘛的师父手里,还有一卷——这还是为了装饰自己的私人佛堂,特意向邻居道士先生借来的。那是一英尺宽,十五码长的一个卷子,看起来很古老的样子,虽然是用汉文书写的,但年代却无从考证,连斯坦因博学多识的助手蒋师爷也读不懂。

于道士先生要外出一段时间,斯坦因只得悻悻地离开,一路上,脑海里回想的都是那些生动的壁画和精美的塑像。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勘踏了敦煌附近的古长城和古玉门关遗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大量的汉代简牍。然而,真正让他惦记不已的,还是传说中的石室藏书。

五月二十一日,他又来到了千佛洞,这一次,法真道长在家。通过蒋师爷的帮助,斯坦因与道长进行了沟通。毫无疑问,斯坦因是个玄奘式的人物,而法真道长新绘的壁画,正是歌颂这样一位圣僧传播文化的功绩。

双方找到了契合点。

第二天,斯坦因被获准进入藏书的石室,他随即被那些丰富的藏品惊呆了。然而,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堆得像山一高的写卷吃透,他匆匆忙忙地挑选了些东西。

道长要求的承诺是,除他们三个人外,不得泄露一点交易的风声,而且只要斯坦因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得向任何一个活物透露这些古老文本的来源——当然,外加四个马蹄银,差不多是两百两银子。在斯坦因看来,这完全是给道士先生个人的贿赂。然而在道士先生看来却要崇高的多,他把这算作是洋鬼子对宗教事业的捐款,而且毫不犹豫地画到账本里去了。

最后,斯坦因拿走了二十四箱写卷和五箱画卷以及别的艺术古玩,运出中国的代价是:一百三十英镑的税款,折算起来,还不到八百两银子——和中国人计算的运费比较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洋鬼子的人工成本实在是低廉得很。这些珍品,最后被送到大英博物馆,那是个为斯坦因探险掏了五分之二费用的大股东。

一路上,斯坦因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动那些绘有精美图案的丝织品,因为这样会加重折痕处的破损程度。

这些美术品需要进行及其细致的修复和整理,将近一千年的层压,已经使得它们不堪重负。后来,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和美术部,在赛迪尼·科尔文爵士的领导下,花了一年多的功夫,才不过处理了这些织物画卷中的三分之二。

斯坦因即便没有发现敦煌文书,他一样可以凭借在中亚考古中的卓越贡献名垂青史。然而敦煌,如果错过了斯坦因,是否还能够成为中亚考古发现中,那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这里,需要打一个问号。

 

1906年,当年东郊民巷里那个勇敢的候补士官生Paul·Pelliot,已经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了。他的祖国,浪漫的法兰西,突然发现自己在中国新疆的探索与发现,居然远远落后于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甚至瑞典!为此,不甘心的法国人准备进行一次和自己国家地位相称的探险,深入地考察中国新疆。

法国地理学会主席埃米尔·塞纳尔推荐这个Paul·Pelliot去领导探险队。这个Pelliot,中文名就译做“伯希和”。他在敦煌学的研究中,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615,刚满过二十八周岁伯希和,率领他的探险队,从巴黎出发,经由俄国,前往中国新疆。俄国人为法国朋友准备了一支哥萨克卫队,领队是个挂上校军衔的芬兰裔男爵(那时候的芬兰,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参加过日俄战争,名叫Emil·Mannerheim,后来他又站在俄国人一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芬兰人一方参加了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芬战争中,那条让斯大林格勒英雄崔可夫蒙羞的曼纳海姆防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时候他已经是芬军统帅,挂元帅衔了。再后来,他还当过芬兰总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人物。

然而这位曼纳海姆男爵的护卫是假,俄国人的意思,不过是借着法国人的名义蒙混过境去刺探军情和搜集文物罢了。那也算是一支“探险队”,在世界列强对新疆虎视眈眈的背景下,一支特殊的“探险队”。

 

那时候的迪化(今乌鲁木齐),是流放者的世界,和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一样,虽然蛮荒却充斥着人文气息。伯希和在这里碰上了一些老朋友,比如说,在安南边境上和法国人打过很多交道的前广西提督苏元春,“庚子拳变”中极力支持义和团的辅国公载澜等人。

当年,伯希和在东交民巷夺取义和团军旗时,站在他对面的,正是这位澜国公阁下。七年过去了,那种排外的狂热,如今在载澜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了,他和法国人成了好朋友,隔三岔五地把探险队中的摄影师努埃特召去讨论摄影技巧。

从这些文化名流口中,伯希和听说了敦煌藏经洞,载澜甚至还送了他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从题款上看,那是大唐贞元二年的作品了。

于是,190833日,伯希和来到了藏经洞。即便已经被斯坦因取走了许多经卷,留下的卷子,仍旧让见多识广的伯希和惊诧不已。伯希和回忆道:“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无论是二十一岁上便获得博士学位的斯坦因,还是同样二十多岁便成为法国东方学院教授,通晓多门语言的伯希和,在面对敦煌石室藏经时,在惊讶和震撼之余,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的知识竟是那么的匮乏。斯坦因也就罢了,伯希和可是欧洲汉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呢。连这样这两个博学的知识分子都自叹“浅薄”,那该是怎样丰富的宝藏啊!

为了尽可能挑出有价值的经卷,伯希和将藏经洞中所剩的一万五千到两万卷写本全部浏览了一遍。在前十天中,在摇曳的烛光下,他每天打开一千捆经卷,平均每小时一百捆。在藏经洞里,伯希和看到的是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看到的是这种伟大的文明在无情流逝的岁月中苦苦支撑一个帝国的往事。

最后,伯希和精心选取了六千余种,约相当于剩余藏经量三分之一的卷子,此外还有两百多幅幡、画、织物及其他物品。虽然法国人来得晚,但作为第一流的汉学家,伯希和在西域的考察,远比他的同行成果显著。可以说,他的发现在此后引导了整个法国汉学界的研究方向。我国史学界中鼎鼎有名的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便是这个文化“强盗”的及门高弟。

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然而法国人是很有意思的,也难怪他们被称作欧洲的中国人呢!伯希和从西域带回那么多瑰宝,但除了学术界,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糟蹋政府的钱,不怎么瞧得上那些中世纪的废纸和破铜烂铁,甚至连整理和发表它们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和斯坦因的大肆宣扬不同的是,虽然伯希和取得了大得多的成绩,但他与敦煌的故事,却于史寥寥。一方面是他恃才自傲,爱惜羽毛,也知道骗东西说起来不好听,能不提则不提。但另一方面,讲起来则让人忍俊不忍。

原来伯希和生前人缘奇差,学术上的仇家遍天下都有,欧洲就更多些。这家伙少年成名,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有个坏毛病,恃才傲物,学术眼光贼刁,批评起人来尖酸刻薄,甚至是吹毛求疵,落在他手里简直生不如死——偏偏他老先生最大的爱好还是写书评,人家想“敬鬼神而远之”都难。对后生晚辈,自不待言,即便是同年甚至前辈,也同样不假辞色,加之他又是世界汉学界权威,一言九鼎,自然杀伤力惊人,据说有些人被他批评得从此不敢研究汉学。几十年中,伯学霸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人家做学问数十载,是桃李满天下,他是埋怨满天下。所以直到他死掉,也没有人肯替他说好话,除了他任会长的法国亚细亚学会不得不然外,整个欧洲学界居然一片寂寥,既没有什么纪念文章也没有什么追悼活动。这也叫做“失声”,不过不是哭的,而是乐的。

伯希和平生刻薄,难得与人为善,自然也最怕人家挑刺,做论文非四平八稳,绝不敢轻易出手。所以他先生学问虽深,著述却不多,平生心血,都在那几本藏书上——字里行间,全是他的小楷批注。

等到伯先生去世后,他的白俄夫人,继承了他的藏书。大概是物以类聚,这位伯夫人也是个极有意思的妙人儿。

同样是东方学家,人家马伯乐、沙畹、葛兰言、戴密微死掉后,家人都大公无私,大大方方地把先人藏书奉献给了社会。什么亚细亚学会哪,汉学研究所哪,法兰西学院哪,远东学院哪,巴黎国家图书馆哪什么的,每家都送几本书。既显得先人修齐臻治,又便宜了后生晚辈——想为先生们树碑立传也容易些——拔一毛而公私兼顾,何乐而不为呢?

伯夫人却偏偏不干。她干什么呢?卖旧书。还嫌伯先生在书上乱涂画,卖相不好看,索性亲历亲为,拿块橡皮一本一本地把所有铅笔字全部擦掉……然后,再卖。

所以伯先生,虽然名高于世,但身前身后,始终都是个低调人物。坊间的伯批铅笔本,那更是绝对的珍品。

 

离开敦煌后,伯希和来到北京,又做了两件名垂千古的事。第一件,为巴黎国家图书馆买了一大批汉文典籍(据说自十八世纪以来,巴黎的图书馆便没有充实过这类书籍),伯希和在几个月时间里,搜买了近三万卷,虽然买得高兴,但是公费却不够了。于是,伯希和先生便晚上去北京俱乐部打桥牌,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居然百战百胜——第二天便有了买书的钱。凭着他个人的努力,巴黎国家图书馆,成为了整个西方在这方面的最富有者。伯先生平生,于私德上大概只有两件事做得漂亮,此其一。其二,在巴黎解放前夕,在敌人还没有完全撤离的情况下,他便在自己做保管员的埃内里博物馆升起了法兰西国旗,那是巴黎上空最早飘扬的国旗之一。

第二件事,便是得意忘形,大肆张扬,搞得整个北京城都知道他在敦煌得到了许多宝贝,身为方面大员,在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端方,也曾找他借了卷子些看,归还的时候,遗憾不已。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官僚学者,遂向朝廷施压,要求立刻将敦煌遗书妥善保护起来。朝廷虽然允诺了,但中国官场的效率一向低下,更何况那还是个暴风雨的前夜呢?因为,辛亥年就快到了……

 

伯希和去后,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的鄂登堡探险队接踵来到敦煌,又有大批经文被他们带走了。

直到俄国人离开后约一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中国军队才姗姗来迟。在政府派来的军人把石室里的藏本搬走之前,法真道长又偷藏了一些,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时,又从他那里得到了五百七十多卷藏本。军人们把能找到的卷子全数收集起来,用草席草草地捆扎起来,运往北京。然而,政府也并没有把这些极其珍贵的卷子真的当成宝贝来对待,一路上,押运者监守自盗,许多卷子下落不明。为了使总数不至于差得太离谱,一些完好的卷子竟被撕成两段以充数。这些窃取卷子的人,只是隐约听说那是“宝贝”,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不是能够从中找到宝藏的人,在他们手里那只不过是能卖钱的废纸而已——所以,这些瑰宝,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湮灭或是毁弃了。

虽然十世纪的人们已经无法再制作那些七、八世纪的漂亮写本,但他们至少将这些前人的瑰宝保存了下来。又过了九百多年,这些卷子,却以这样的让人扼腕的方式被毁灭了。谁也不知道,那些被毁掉或丢失的卷子里,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也许,无知者贪婪的私欲,才是这些古老的卷子最大的敌人吧?

伯希和曾夸下海口,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余敢决其无有”。他是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至少人们可以幻想,那些最有价值的本子,或许还在人世间。

法真道长死于1931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算是难得的高寿了。他从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手里,累计得到了一千五百多两银子,但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善款,不能算是自己的钱。他备有一个详细的账本,把所有的收入都记录在案,其中自然也包括“司大人讳代诺”、“贝大人讳希和”的“捐款”。道长也确实是克己奉公的,除去自己和徒弟们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外,余下的都用来做了功德——虽然以考古学家的眼光看来,他那些“修缮”行为简直是在破坏文物。但我们还是应该怜悯他,至少他不是存心要搞破坏。

斯坦因、伯希和们取走的敦煌遗书,大多妥善保管于各大图书馆,免费供需要者研究,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在敦煌遗书的故乡,却正好相反。民国初年,张广建执掌甘肃,为求飞黄腾达,以石室写经贿赂上司,几乎将甘肃民间藏经搜刮一空。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1938年,当时的敦煌县长某君,为搜刮残存的民间写经,竟迭兴大狱,让敦煌的老百姓见识了什么叫做“匹夫无罪,怀壁其罪”。从此,即便是那些侥幸漏网的藏经,主人也讳莫如深,不敢告人了。

这,恐怕才是敦煌遗书,最大的悲哀吧?

在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取走了九千种,另有藏文写本、纸本、绢本绘画、刺绣品二千余件。伯希和取走五千余件,另有数目不详的绢画、纸画。俄国、日本和民间散落的,约在六千件以上。北京图书馆也收藏有敦煌遗书,总数约一万余件。敦煌石室中,还有大量的藏文写本,这些写本大多留存在国内,然而到七十年代末,仅存不足四百件,其中的十分之九,下落不明。

敦煌仍然在中国,然而敦煌学却已散布于世界,是非如何,我们却无从谈起。

 

在藏经洞旁边的一个低矮的石窟中,有一尊高僧塑像蹊跷地坐在那里,他的脑袋顶着窟顶,连一千年后的旁观者,都很替他感到不舒服。

他在痛苦中守望着久远的文明,然而他的脸上却仍带着淡淡的微笑——那是千年的苦难也未能湮灭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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