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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驴于河斋

落日嘉陵渡,西风蓟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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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生, 见莽原幻出山川, 见沧海化作桑田, 见麒麟毙于乡愚。 又见英雄老去, 终归于尘埃。 然而,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下太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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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10  

2010-06-13 07:53: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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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留日士官六期生,是很值得提一提的。

因为这期的社会名流特别多,一是好出革命的乱党,二是好出割据的军阀——看看上面的括号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可其他的知名同学如什么阎锡山阎老西,孙传芳孙大帅,尹昌衡尹都督,贵州都督杨荩诚,湖南王赵恒惕等,咱们这还没算在内呢!

还有些大人物更有意思,虽然自称是士官六期毕业生,可这期学生名录上却死活找不到他的本名或是化名。如果只是个把不成气候的地方军阀,咱们就不用多提了,可偏偏某位民国期间名头最大的大人物也说他是六期的呢……

唉,那年头没有文凭验证这么一说,国际长途也还不时兴,互联网更是没谱的东西——用人单位总不可能天天派人到日本去查原始学籍吧?

所以有些只混到成城、振武、东斌这些预备校或是杂牌校的兄台,就很努力地钻这个空子。他们回国后就鱼目混珠地自称是士官生(比如说只混过东斌学堂的王陵基,就有不少资料明目张胆地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这未必都是后人笔误吧?须知这个杂牌东斌,可不配称作“日本士官学校”的),后来一不小心地位显赫了,就更不好意思说真话,于是想方设法地搪塞——比如说前面说到的这位大人物,就干脆派副官送笔款子去同学会要求认亲。

结果弄得四期的老大哥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同学卢香亭、杨文恺等人莫名其妙,便跑去质问收钱的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你小子玩什么猫腻啊?咱们打哪里跑出这么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刘却打哈哈说,汝等糊涂啊!人家不是已经捐了五万块钱了么,何必还要深究?

于是就此糊弄过去。

直到台湾阳明山时代,他老人家身份证上“教育程度”一栏里,依然明目张胆地写着“日本士官学校”——不过标准的写法应该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才对,谁也不知道这是因为偶然的疏漏呢,还是特意以示有别?

不消说,大家也应该猜到这是谁了吧?

不过看看这些有鱼目混珠之嫌的人物在民国史上的出息,咱们还真得承认那一条:富贵故当思缘由,英雄却莫问出处……藏书阁中尚有扫地老僧,是不是正品士官生还真不是问题的关键。

这闲话扯远了点。

 

自打这群留日归来的洋学生把持了云南的军官教育机构之后,在那片棕榈摇曳的红土地上,政治局面就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他们成天热血澎湃地煽动造反不说,还凭着自己过硬的军事素质,从一帮忠诚老实除了贪污纳妾吸大烟外什么也不敢做的北洋系土包子手里,抢走了军权……

以前的滇军基层干部,大都是北洋旧人。比如说李鸿祥营里,就是“督队官(副营长)薛树仁、前后左右四个队官唐元良、孔昭同、李敬符、安焕章,全是北洋系;排长三分之二以上是北洋系,云南人只二人,四川人一、二人”,他们练兵打仗不见得行,对大清朝和袁大帅还是很忠诚的。

但随着三、六两期士官生的到来,稍后又有云南讲武堂学生陆续毕业,管带、排长两级职务就掌握到了乱党份子手里(士官生大多任管带以上职务,而资历尚浅的讲武堂学生则多任排长)。从此,北洋旧人便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不过按照乱党份子们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传统,很快便有风声传到总督大人李经羲的耳朵里。和重庆的钮知府一样,李总督的应变之策也就是找找人单独做做思想工作而已。

比如说他叫来闹腾得最凶的管带李鸿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讲:“听说你最近想反叛大清,可有这回事?我是不大相信你会干得……”李鸿祥答得干脆利落还不带脸红:大帅请放心,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在大帅的栽培提拔下,我还要多多为大帅做一些事呢。

就这,也敷衍过去了!

眼看李大人如此姑息养狼,气得北洋派去的监军靳云鹏(北洋武备学堂)火冒三丈,乃跑到李处高呼口号:“大帅!你的好门生蔡锷要造反了……”可这也没啥用。

于是,19111030日,即农历的辛亥年九月初九日(即所谓“重九”),云南便在这帮士官生的鼓捣下起义独立,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总参议靳云鹏逃跑,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对于屡次提携他的大恩人李经羲,蔡锷私恩公怨分明,将其俘获后礼送出境。

 

 

蔡锷就任都督后,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派韩建铎等率进入四川,唐继尧则率军进入同样已经宣布独立的贵州。

侵川之役无须赘述,唐继尧入黔又是何故呢?

这说来还是因为吾国政治中的传统痼疾——党同伐异。

却说这贵州,向来有两路人马在明争暗斗,一路是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路则是信奉康有为、梁启超改良学说的保皇党人。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纷纷在各地掀起造反热潮。贵州的张百麟等人也发动新军,在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义,撵跑了贵州巡抚沈瑜庆大人,推士官六期生杨荩诚为都督,宣告独立。

这帮贵州乱党谋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实力,于是只得请会党力量帮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独立之后的贵州,各种秘密社会组织成员,便纷纷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头露面招摇过市,论股分红。在一个月内,新开袍哥公口竟达九十余处,甚至还有革命党人公然提出请政府拨税款充袍哥活动经费的——请黑社会份子吃皇粮?如果说这还不是开玩笑,那天下就没有玩笑可开了!

革命党人这些幼稚的举措,使得那些原来的保皇份子,现在的制宪派,未来的进步党人,更加的不满意。

从名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帮大人先生们是不那么喜欢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他们虽也同样不喜欢旧时代,但仍希望这场必不可免的改朝换代,来得谦恭有礼些。

有皇帝的时候,他们希望皇帝自己觉悟,实行君主立宪和其他政治改革;实在没有皇帝了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合乎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温和政府来规范和领导这个新时代。

总之,他们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为,总大成于梁启超的制宪主义。即便最后迫不得已地参与革命了,他们也仍然是温和派,总想留下些坛坛罐罐,靠缓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古老帝国的转型——而不是孙大炮们所提倡的那种用暴力在短时间内就推倒一切,整个儿天翻地覆式的革命。

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些个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黑帮份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了。

最后他们也恶作剧似的跟着起哄,说什么:“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

他们就这样一边大骂袍哥组织捣乱,一边自己也大办起袍哥公口来。

他们可真是一群很有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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